一头银发，

一身洒落，

(资料图)

言谈中流露出一种

与年纪和阅历不符的

纯粹和少年感。

他也许属于这样一种人：

他们越成熟的同时

也就越年轻，

因为千帆过尽、

世事阅遍的尽头

就是返璞归真。

“千万不要说你们是看我电影长大的，”杜可风说着在对面抽出一张椅子坐下来，“这会让我伤心的。”

我们在他的个展“如果没有你”现场见到了他，说着几乎不带口音的普通话，看起来正像他自己形容的——“一个患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在这以前长远的年头里，对于如你我般普通的观众而言，他是一个处处不可见，又无处不在的人。他存在于深情凝视着张国荣和梁朝伟的摄像机镜头之后，存在于那些迷人的、独一无二的色彩、光线和形式背后。

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杜可风已经32岁了。在此后的岁月里，追赶时间成为他生命里永远的主旨。

他如今71岁，一头银发，一身洒落，言谈中流露出一种与年纪和阅历不符的纯粹和少年感。他也许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越成熟的同时也就越年轻，因为千帆过尽、世事阅遍的尽头就是返璞归真。

这位著名电影人、王家卫昔日的御用摄影师拍电影四十载，早已习惯了用镜头和光影无声地表达自我。而这一次，我们让他用语言讲述自己的作品和思想。

18岁这年，杜可风还不叫杜可风，他是一个叫作Christopher Doyle的悉尼郊区男孩。他的姓和名都平平无奇，就像他当时的人生一样。他生活在海边，如同80%以上的澳大利亚同胞。

但生活总是在别处。他在这年跳上一艘货船，成为了船员。在海上环球航行三年后，又在陆地上继续游历。他就这样一路到了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中文，此后开始“触电”。

“杜可风”这个名字就诞生于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诗歌和文学的林姓教授给了他这个诗一般的名字。其中，“杜”和他的英文姓发音相似，也为了感念一名他喜欢的中国诗人杜甫；“可风”出自《论语》中“君子之德风”。

因为这个名字，他在此后的人生中一直保持初心，并致力于追求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想，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人因为我的名字不知道我是外国人。”他在采访中对着我们感叹，“我说实话，因为杜可风这个名字有他的特点，听上去好像是一个比我有水准的人，哈哈哈哈，是一个比我有文化的人。所以这个名字也带给我很多很多好运，很多很多方便。”

他经常说的另一句话更直白地表达了这层意思，“Chris就是个寄生虫，”他说。

出于某种只有他自己可以理解的原因，Chris和杜可风成了生活在一个身体里两个独立的灵魂。他说，他们之间经常争论、纠结、打架，“但他们合二为一的这个第三生命却在艺术这条长河里尽情徜徉。”

早在王家卫之前，就有人发现了他的才华，他们是台湾导演杨德昌和多栖明星张艾嘉。

《海滩的一天》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拍摄的第一部剧情片，为了让这个当时甚至还不懂专业摄像机工作原理的年轻人加入剧组，两人无视整个电影公司因此掀起的罢工行动，他们的坚持从某种程度上让一个属于杜可风的传奇得以开始。

《海滩的一天》为他赢得了人生中第一座重要奖项——金马奖最佳摄影奖。而与王家卫之间的合作，则毫无疑问让作为摄影师的他到达了职业和名声的巅峰。

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和王家卫合作的电影太受欢迎甚至经常被模仿，他们决定离开香港，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拍戏。哪里还能比阿根廷更远呢？这就是两人决定拍摄《春光乍泄》时的心理活动。

他们在几个月中走遍阿根廷，甚至到了最南部的世界尽头。但最终，电影里三成的场景却是在一个肮脏的旅馆房间里拍的——这个房间可以轻轻松松在香港找到。

“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走了这么远，最终，只为重塑我们对香港的渴望。”杜可风感叹。

这个故事的意义如此微妙，就像是杜可风人生的一个隐喻：他18岁离开家乡，漂泊半生；走过很远的路，见过很多的人，历尽世间的沧桑——

他在阿姆斯特丹的背包客旅社打工；在巴黎当司机；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做一个修理栅栏和照顾牲畜的牛仔；在印度北部悉达多曾经生活、布道的地方挖井；在巴基斯坦被部落首领劫持并软禁在部落的木头堡垒中；在印缅边境被捕入狱……

这一切的经历，也许只是为了让他回归自己的初心。

40年来，他不断拍戏。手头积累的这么多素材，经常被用来进行再创作，他会亲手将它们变成一幅幅拼贴作品。

拼贴画原本是一种属于我们童年的简单游戏，而杜可风也正是怀着一种孩子的热诚投入其中。想象一下，当他结束了繁重的拍摄工作后回到家中，立刻拿上照片、剪刀有时候还有很多颜料喜滋滋地钻进浴缸开始创作……这时你会忘了他的年龄。

“因为从事电影工作，每天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这种压力既来自拍摄过程中天气的原因也包括演员的能力等。”

他承认，自己需要发泄。

“一般来说，大家下班回到家里或者抱老婆，或是抱先生、抱小孩；有的人则处处去大吃大喝；我是回家去拿着剪刀和照片坐在浴缸里面做拼贴。”

他觉得这是一种放轻松的方式，一种一对一的、发泄的手段。

“可能是因为自己开始拍电影时就比较老了，我32岁才开始拍第一部电影，所以有一点要赶时间的那种心态。”

在追赶时间的过程中，他经常把自己掏空。

“我们拍电影是一种付出的过程，你要把时间和精力给别人，给在现场的演员、导演、工作人员，给观众，所以肯定是一种‘给、给、给’。”

因此偶尔，也需要把时间和空间还一些给自己。他解释，举办这个拼贴画展览也有一点这部分的作用。

“我现在才有时间稍微放轻松，稍微欣赏一下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也跟别人分享一下。有的人说艺术其实是暂停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手段，我觉得也对。尤其是像这种平面的东西，照片啊或者拼贴啊。因为电影是时间性的，而这个是没有时间性的。你要看多久都可以，你要是不想看，无所谓，这就是你的选择。”

他向我们强调，做这个展览不是为了标榜自己艺术家的身份。“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分享的空间，有些东西我自己看到的可能和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或者平时接触到的不一样。”他说，“可能你平时不一定接触到这一类的光线，这一类衣服的质感，或者说这一类空间的特点。”

问他下一次展览什么时候举办？

他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等到下次作品再堆满家中的时候。

在这个摄影大师的身上，

同时展示着成熟和年轻

这对看似矛盾实则并行不悖的特质。

在他的年龄和拍摄技术

越来越成熟的同时，

他的心态却日益呈现出年轻化。

他从不疲于挑战自己，

突破技术和心理的极限。

在拍摄《春光乍泄》时，杜可风让直升机在瀑布上方一公里处盘旋，自己将半个身体探出机舱外取景。他后来回忆，当时和死亡之间只有一公里。那一刻，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恐高症。

做到极致、失去自我，他说，这就是自己追求的真诚。真诚，一个通常被用来形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词语，一种随着岁月流逝和阅历增长逐渐被我们抛在身后的品质。

71岁的杜可风告诉我们，

自己还不准备停下脚步。

“我不会留在任何地方，

因为拍电影基本上来说就是无家可归。”

他指的是物理上的脚步，

但很可能也是心理上的。

10年前，杜可风和智利裔导演亚利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之间发生过一段对话。亚利桑德罗邀请他拍摄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当时前者83岁，杜可风也60出头了。

杜可风：你到现在也只拍了五部电影。差不多每二十年才拍一部。

亚利桑德罗：没错。

杜可风：所以，等到我们能拍刚刚约好的那部电影时，你就已经……

亚利桑德罗：一百零三岁了，你呢？

杜可风：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才八十多岁！

亚利桑德罗：太好了！我们的计划非常完美。让我们为自己干杯吧！

仅仅三年后，他们就合作了《无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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