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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3年4月28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届大湾区“未来论坛”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落户南沙签约仪式在广州南沙举办。王珺教授在论坛上致主题演讲。本文由演讲整理而来。

王珺教授在IPP首届大湾区“未来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图源：IPP资料图库

★王珺：

原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文稿整理：

谭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为什么要谈谈工业转型的要素与路径？2020年，全球85亿人口共96万亿美元产值，按人均算就是1.13万美元，我们中国以1.26万美元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2035年还要往两万、三万美元奔，这时产业结构会有什么样的特征？我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数据，看了他们在三个节点——一万美元、两万美元、三万美元——上的产业结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从一万美元走到三万美元的时候，大概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的变化，或者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它的变化差异？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我 个人认为，这 样的思考对我们从一万多美元走向三万美元，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我在这里谈到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 对于走过三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看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主要还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或者叫工业和服务业的变化。

我想提的问题是，一国在从一万美元走向三万美元的情况下，什么因素决定了它的结构变化？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Grant Clark）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定理，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主导产业会从第一产业走向第二产业，再走向第三产业。这个定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相互关系，没有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除了人均收入和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小，除了不同人口规模的影响以外，共性的因素是什么？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就是在一万美元走向三万美元过程中，结构会发生变化，但结构变化是不一样的，除了人均收入、规模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共性因素？梳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实践，我们看到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是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一个国家主导产业占比的变动集中体现了新工业革命与该产业的融合程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就是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所以工业革命是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变量。一个国家能不能赶上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结构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二是国际化水平、国际化程度，但国际化程度包括两个方面：外贸和外资。外贸是产品输出、产能在本国不变，产品输出越多，产能越大，产业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随着贸易的增加，它的产能还会不断增加，工业占比还会不断扩大。

按照1966年哈佛大学管理学院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会从贸易增长的阶段慢慢走向扩大对外投资的阶段。因此，我把它提炼成一个工业产能外迁的过程。由于产能外迁是直接引起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把贸易从影响国际化程度的因素中删掉了。新工业革命和国际化程度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新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是提升工业占比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你赶上，工业占比是会不断提升的。工业产能外迁是导致工业占比下降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产能大量外迁的同时，没有赶上新工业革命的机遇，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占比就会持续下降。

当新工业革命来临时，如果缺少应用新工业革命的平台载体和基础能力，一些国家也会在从一万美元走到三万美元时出现结构差异。我们看到，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走到三万美元，美国大概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其间结构变化比较明显，工业占比从34%下降到23%；日本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占比变化从37%下降到35%；德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占比从40%变为26%；而韩国用了二十年，但占比基本上维持在34%左右，没有明显变化。所以，各个国家从一万走向三万美元过程中，结构变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

实际上，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在1925年就提出，能不能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一个浪潮已经结束，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临，一国经济的带动力就会下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陷入经济危机当中。所以，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这种作用也就决定了为什么美国会比日本、德国甚至韩国工业占比低。大家知道，美国的因特网（internet）从国防转入民用是1992年克林顿上台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制造业功能就开始向外转移，像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向外转移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蓬勃发展，正是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它恰恰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美国八十年代的工业占比下降幅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大，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日本和韩国与美国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是在持续推进的，它是追赶型的国家，政府起着重要作用。1982年詹森（Charlmers Johnson）出了一本书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反映出八十年代这种产业政策仍然在推动着日本经济的发展。韩国就更不用说了，它的基本政策导向都是政府推动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走向三万美元的时候，工业占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德国是技术立国的，受全球化的影响，它的工业占比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也有明显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决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这里没有讲“有效市场”，而是讲“有为政府”，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很重要。当前，一个国家能否抓住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单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在新的时期，新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技术应用有不确定性，容易引起创新激励不足，政府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提供监管服务和生产、生活所需的一般公共品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政府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基础能力和条件来促使企业在新工业革命中增强创新主体地位，从而提升一国在新产业和新技术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另外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Dani Rodrik），当然还包括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等其他学者，呼吁这些发达国家在新时期不要按照原来的方式发展。现在很多学者也谈到，不要只看美国的教科书说了什么，关键要看它做了什么。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政府在新产业的布局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来看看我国工业转型的过程。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第二句话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什么是新型工业化？核心就是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过程。实际上我们看到，新型制造业的典型特征，通过解剖一个生产的过程就会发现，其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根本变化，比如：第一，原材料由过去的天然材料被人工合成材料替代，这就是新工业革命的一个内容；第二，生产过程。从过去的减材制造变成现在的增材制造。什么是减材？比如这有一块板材，我要把它按照设计好的形状裁掉，把边角料丢掉，这叫减材制造。增材制造是用金属粉在模型设计好以后一次铸造成型。减材制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生产这种产品需要很多设备，生产设备的环节都是复杂的、上游的环节，而增材制造大大减少了生产环节的设备问题；第三，生产方式。现在的无人工厂、黑灯工厂大部分都是机器人在生产，机器人不受冷热影响，是自动化的过程，24小时都可以工作，机器替代人就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所以，生产过程都是新兴工业化的过程，而这样的产业过程所依赖的基础就是所有的生产环节都是数字化控制的，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低碳制造的，这就形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学者所说的新型工业化的特征，而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以数字化作为通用技术。所谓的通用技术，比如说传感器，就是收集信息的过程，具有很广泛的应用领域，运用在医疗上，就是把收集到的医患信息集中在一个医疗数据中心，经过数据分析再给出解决方案。这就是新型工业化的特点。

我们国家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新工业革命和国际化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是指什么？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底层，在底层的含义是我们是外部资源的接受者，我们没有能力输出。40年后，我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即在涵盖全球220多个国家的发展谱系当中，我们已经出现在中间的位置。前边有“标兵”，后边有大量的“追兵”，越南人均GDP大概是3700美元，印度是2000美元，相当于我们的1/4和1/5，意味着现在我们一个方面要转型。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产业还是在追求低成本的阶段，要求向外转移。所以，这是一种角色的变化，即从接受者向输出者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现在要转换角色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在保持工业占比稳定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必须要使新型工业化的速度，诸如制造业数字化赋能快于工业产能的外迁，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想可能有三点，一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速推进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比如制定前沿战略规划，以优先采购、政策补贴和加速折旧等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新工业领域。核心问题在于通过政府扶持，使工业收入率和竞争力提高，收益率提升，民间资本才能流向新工业领域。二是加强有利于新工业发展的公共设施、基础能力和环境建设，如新型研发机构、人力资源培训、金融体系的建立和资本市场。三是建设新产业开放创新体系。促进企业利用好全球科技成果、智力资源和高端人才，鼓励国际国内双向有序流动，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参投成立产业创新领域的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制定国际标准。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参与承担国家科技项目，推进我们的产业开放式创新，在新时期使我们的新型工业化更快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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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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